2017年4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在这次展望中，IMF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4%上调至3.5%，对中国的2017年增速预期则从6.5%上调至6.6%。不过，IMF认为，保护主义、技术进步冲击劳动力市场、老龄化、贫富不均等因素依然给世界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和压力。根据报告第一章国际宏观形势相关内容，笔者做了如下梳理和分析。

2016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在需求侧，特别是投资需求方面的动力在增强，在活跃的金融市场以及制造业和贸易领域期待已久的周期性复苏的支持下，世界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2016年的3.1%上升到2017年的3.5%和2018年的3.6%。很多因素造就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复苏，比如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方向投资的增大减小了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带来了国际投资总量的复苏。有一些前瞻性的指标，比如说采购经理人指数，也表示2017年制造业的强力增长。制造业的复苏带来了贸易的增长，特别是进口量，因为进口量和一国投资有强烈的正线性关系。

       
同样，大宗商品价格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IMF主要大宗商品指数，从2016年8月到2017年2月上升了15%，其中，原油价格上升了20% （OPEC达成减产协议），天然气价格也商战了月19%，煤的价格暴涨超过20%（特别是澳大利亚和南非）紧接着中国就有了政府引导的煤的减产和澳大利亚生产和运输的中断。金属的价格因为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加大和产能减少，以及美国财政政策扩张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而增长了23.6%，大宗商品价格的复苏也带来了全球通胀率的回升，但通胀预期还是很温和的，发达国家维持在2%左右。

       
发达国家仍处于周期性复苏中，从财政政策角度来看，2017年预计加拿大，法国，德国将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而澳大利亚，韩国和英国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日本和美国是比较中性，2018年美国的财政政策将转为宽松，因为trump的税收法案若通过将于2018年实施（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从货币政策来看，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货币政策正在走向正常化。由于美国国内需求的上升和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将逐步不再像之前一样宽松，美国的基准利率预计在2017年上升75bp在2018年上升125bp，在2019年达到长期均衡值，在3%以下。除了美国以外，在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还是以非常宽松为主，欧元区在2018年预计仍然是负利率，日本在可遇见的周期里也依然保持0%左右的利率。

       
但是，具有约束力的结构性阻碍因素还在继续抑制着更为强劲的复苏势头，风险依然偏向下行，尤其是在中期内。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生产率增长缓慢和收入严重不均)导致发达经济体的内向型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威胁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及有利于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合作性。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政策对于避免下行风险和确保复苏具有重要作用。从国内角度来说,政策应当旨在实现下列目标：支持需求并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修复资产负债表；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有利于供给的财政措施提高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促进投资；升级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为因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等结构性转型导致出现的失业者提供支持。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还需要制定可靠的战略以保持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对不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针对大宗商品收入下降作出调整以及解决金融脆弱性仍然是主要挑战。此外，还需要开展新的多边努力以应对一体化全球经济中的共同挑战。
 

美国在2017和2018年将加快扩张，增长预测在2.3和2.5%。复苏主要由于周期性的存货积累的复苏，消费稳健的增长和对于未来财政政策放松的预期。政策预期现在还是在刺激金融市场和增强商业信心，在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是柔和的，在1.8%左右，主要因为老龄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减缓。

整个欧盟在2016-2018年的增长都相似，由于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财务状况以及欧元的减弱带来经济缓慢复苏，但同时， 一些国家即将发生的选举带来的不稳定性，和未来欧盟和英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减缓了经济的增长。整个欧洲的增长预计在1.7%（2017）和1.6%（2018），其中德国是1.6%（2017）和1.5%（2018），意大利两年都是0.8%， 西班牙是2.6%（2017）和2.1%（2018），法国是1.4%(2017)和1.6%（2018），但总体中期预测仍然还是整体不乐观，主要由于生产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一些国家还有很大的历史遗留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问题造成了不良贷款很高。

2017年预计GDP增速为2.0%，2018年为1.5%。当前我们看到，Brexit之后有比预期更强的增长，说明前期遇见的退欧带来的副作用比想象中更慢的被实现。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由于英镑的贬值带来的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减弱，渐渐会显示在私人投资的不确定上，未来贸易的壁垒的增加，移民难度的增大，未来金融服务行业潜在规模可能缩小，给跨境金融带来一定的障碍，这些都会使得中期增长减缓。

净出口的增加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2017年可能达到1.2%

大宗商品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经济都在复苏，比如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时，由于中国进口需求的回升，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的经济都在2017年有个提高 ，整体平均在2%左右。

2、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根据IMF的计算，2017年中国GDP增长预期为6.6%，2018年为6.2%，增长来源于可预见的政府持续对信贷扩张的支持和对通过公共投资的刺激而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强大依赖性。但中期预测是比较悲观的，持续增长的资源错配的矛盾和由于注重短期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和信贷刺激的增长是脆弱的发展方式。

 a. IMF给中国近期增长的建议

预计到2017年底直到完成领导人的过渡之前，中国经济都会保持者比较稳定的增长。重新平衡经济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将经营活动从生产向服务转型，比如将需求从以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由消费拉动。转型进展滞后的一个关键方面来自于继续严重依赖信贷来支持发展，造成了通过日益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资。近几年从公司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中累积了相当大的风险。随着脆弱的不断积累，宏观政策需要通过接受更慢和更可持续的增长结果来集中解决其他问题，比如减少信贷增长速度使其接近名义GDP增速，提高政策利率，减少公共部门预算，同时增加社会援助预算拨款，卫生支出和失业救济金支出。

       
结合这些措施，提高效率的结构性改革优先事项包括放松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部门，方便私营企业进入; 一旦损失不可避免，就可以根据需要果断重组那些无利可图的企业，补充银行缓冲; 同时加强户籍改革，更有效地配合劳工市场空缺与求职者。还需要集中力量，通过遏制影子产品和加强监督框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减小金融风险。

3、其他新兴市场分析

从新兴市场来看，其他亚洲的新兴市场的发展是比较强劲的。印度的中期经济增长预测为8%，因为重要的经济改革，突破了供给侧的瓶颈。东亚五国都在加快增长，印度尼西亚2017年为5.1%，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6.8%，越南为6.5%，都来源于国内强劲的需求。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预计整体在2017年为1.1%， 在2018 预计为2%。但在区域内部还是不一样的，墨西哥的经济预测稍微下降了一些，在2017年为1.7%，主要由于收紧的财务状况和对未来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贸易政策的未知，抵消了美国经济走强，墨西哥货币也相对贬值带来的好处。巴西在经历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倒退之后，预计2018年将慢慢复苏。2017年经济预测为0.2%，2016年为1.7%。主要是来源于预计在未来政局慢慢稳定，货币政策宽松，并且改革走上正轨，原油价格上升。阿根廷在经历了去年的经济衰退后，由于国内消费和政府公共投资的加大以及对外出口的恢复， 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将为2.2%，2018年为2.3%。委内瑞拉继续深陷经济危机，GDP 预测在2017年收缩7.1%，在2018年继续收缩4.1%，国债的利率已经到了31%，而国内准备金只有100亿美金，食品的通胀率在二月达到445%

4、影响全球经济下行的六大因素

自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有望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这一预期已促使美元走强以及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同时也推高了其他地方的收益率。市场情绪总体强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票市场显著上涨。由于经济活动加强并且未来全球需求预期会 更加强劲，加上商定达成了若干石油供应限制，大宗商品价格得以从2016年初的低谷回升。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发达经济体的总体通胀率已经上升，但核心通胀动态仍处于低水平且具有异质性(与产出缺口的多样性一致)。核心通胀水平在此前最低的地方(例如日本和欧元区部分国家)略有升高。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胀率也因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上升，但在一些国家，这种上升趋势已经随着2015 年和2016年初货币急剧贬值带来的传导效应的持续消退而减弱了。 然而，风险依然偏于下行，尤其是在中期内，因为普遍存在政策的不确定性。活跃的市场情绪暗示目前存在着较多有形的短期上升潜力，但考虑到下文所讨论的各种来源的不确定性,避险情绪可能急剧上升。中期增长面临的风险似乎更为明显不利，这同样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未来不得不取消或逆转政策支持以避免不可持续的财政动态。更一般而言，下行风险源于若干潜在因素：

a. 向内向型政策转移，包括倾向实行保护主义的趋势，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因贸易和 跨境投资流减少而放缓。

b. 美国加息步伐快于预期，可能引致全球金融状况更快收紧，美元大幅升值，从而对脆弱经济体造成不利影响。

c. 金融监管大力收缩，可能刺激过度冒险并增加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d. 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状况收紧，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金融体系中与信贷快速增长相关的脆弱性不断增加，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资产负债表薄弱持续存在。比如说中国持续的信贷扩张，近期资本外流现象的回潮说明大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虽然中国股市仍然保持平静，但债券市场出现动荡。中国人民银行收紧短期流动性的努力在2016年底推高了回购利率，大幅度提高债券利率，造成以杠杆投资债券者的亏损。这一次市场动荡提醒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政策偏好维持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短期内处理公司债务和贷款信贷方面进展有限。然而，由此产生的持续资源分配错误在中期提高了中国的破坏性调整风险。另外，国际上还存在着大量的外部触发因素，如发达经济体或国内转向保护主义，可能导致中国财务状况更加紧张，资本流出压力可能加剧，对需求和产出有不利影响。正如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初市场动荡所证明的那样，其他经济体对中国动荡的溢出效应可能很大，主要是通过商品价格和全球金融风险规避。

e. 在部分产能大量过剩的发达经济体中，需求疲软、通胀低迷、资产负债表薄弱以及生产率增长乏力之间形成了负面反馈循环。

f. 非经济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内政治分歧、治理薄弱和腐败的风险、 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

这些风险彼此关联，可以相互增强。例如，向内向型政策转移可能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全球避险情绪上升有关；非经济冲击可能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压力，并损害信心和市场情绪；全球金融状况收紧步伐快于预期，或发达经济体转向实行保护主义，则可能加剧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

因此，政策选择对于规划未来前景和减少风险而言至关重要。为了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需要通过多边合作方式支持个别国家采取行动。开展集体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维持开放的贸易体系、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建立公平的税收体系、继续支持低收入国家实现其发展目标，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只有各国政策制定者制订应急预案和集体措施，才能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下行风险。